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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21/07/27 |
賄賂與政治獻金之區分
──最高法院一○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一一號判決
概念索引：刑法／賄賂罪
主旨
對價關係應有一定客觀性，應從公務員進行或完成職務行為之客觀結果（議事、問政，有超乎尋常之賣力表現或強烈動作）觀察，一般不須付費或正常禮儀酬酢、普通服務，於此卻違常情、失公平，益加可以反推，認定其先前在主觀上即具有可得推悉職權作為與賄賂間，存在著對價關係的認識。
相關法條
刑法第121條；貪污治罪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賄賂與政治獻金之區分。
（二）選錄原因
對價關係具備一定之客觀性，作為判斷所收受之財物或獲取之利益，性質上為賄賂或政治獻金之標準。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刑事判決：「……是否具有對價關係，應從實質上就公務員職務行為之內容、交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雙方授受金錢、財物或利益之種類、價額、交付時間與真正原因等客觀情形綜合審酌，而非僅憑假藉餽贈、酬謝或政治獻金等名義變相授受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說詞，或授受時間在公務員所為職務行為前或後，或公務員是否確已踐履所賄求之職務上特定行為，作為判斷有無對價關係之依據。倘公務員收取之金錢、財物或其他利益，與其職務上應為之特定行為之間有原因與目的之對應關係者，即難謂與其職務無關而無對價關係。」
（二）相關學說
我國學說認為實務見解在具體個案，經常讓人捉摸不定，嚴重欠缺法安定性與司法可信賴性，可肇因於對價關係有無之判斷，所要衡量的因子並非單一，而是多元的；且實務上有時對於對價關係採取相當嚴格的認定標準。有學者採取較為寬鬆的看法，如有謂「賄賂僅須對於一定之職務有概括之對價關係為已足，其與各個職務行為之間，不必均具有對價關係」，或謂「相對人之給付不須與該公務員之特定職務行為有對價關係為必要，即只要抽象性的、包括性的給付即可」。
三、本案的見解說明
首先說明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係抽象危險犯之性質，又公務員收受利益是否為賄賂或政治獻金，對價關係常為爭點。判決再詳論對價關係之客觀性認定標準。
選錄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所定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須所收受之金錢、其他財物或利益，與公務員之職務權限，具有相當對價關係，始足當之。係各類型貪污犯罪中，最為典型及受重視之一種基本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學說上有謂公務員的廉潔義務，有稱公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有言人民對於公共事務公正、公平處理的信賴性，無非切入角度問題，其實只要侵害其一，即具有可罰性，故亦應由此理解，才能正確把握立法規範旨趣，並符合賄賂之負面評價語意。從而，賄賂與公務員身分、職權及公正處理事務之間，即須存在一定之對價關係，為本院向來對於本罪所採之見解。傳統上，因認本罪係屬嚴重犯罪，故採抽象危險犯方式予以規範，行為一經著手，罪即成立，雖然可分要求、期約、收受（於對向犯立場，則為行求、期約、交付）三階段，但非必然循序進階，跳躍甚或一次直接進行最末階段，並不違常。相對立之雙方人員，利用明示、默示或可得推悉方式，達致合意，皆無不可。前金、後謝、分期處理（以上都包含財物與不正利益搭混付給），法律評價無異。
司法實務上，經由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包含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於所涉貪污案件，多有以選民服務或政治獻金做為辯解之情形，是其所收受之財物或獲取之利益，究竟性質上為賄賂或政治獻金，攸關行為人是否成立犯罪，而於被告具有訴訟上重大利益，審理事實之法院自當詳查、釐清、根究明白。前揭所謂職務上行為之對價關係，不僅應就職務行為之內容、經手人員之關係、財物或利益之種類與價額、交接之時間等客觀情形加以審酌，亦應審究相對合之雙方人員主觀上認識，更應從公務員所進行或完成職務行為之客觀結果（議事、問政，有超乎尋常之賣力表現或強烈動作）觀察，若已然侵害前述保護法益（一般情形，不須付費或正常禮儀酬酢、普通服務，於此卻違常情、失公平），益加可以反推，認定其先前在主觀上即具有可得推悉職權作為與賄賂間，存在著對價關係的認識。例如：交付者本於行賄之意思，以賄賂買通公務員，冀求對於職務範圍內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含一定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而公務員明知交付者係對於其職務上行為有所要求，明示或默許允為行賄者所冀求之職務上行為，進而收受，則其收受財物（或利益）與其職務上之行為，即具有對價關係；反之，交付者固然具有對於職務上行為而行賄之犯意，但於公務員收受所交付財物（或利益）之時，交付者並未要求，該公務員亦未明示或默許允為交付者所冀求之職務上特定行為，該公務員其後所為職務上之公正、公平、合情、合理行為，縱然客觀之結果符合交付者主觀之期待，因該公務員主觀上並非在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二者間尚非可認即具有對價關係。 以上二情，望似相互對立，但其實癥結在於「對價關係」之認識。既稱對價，自指相對互等的價值，縱然不免因個人而有主觀判斷問題，但無論如何，仍具有一定的客觀性。細說之，倘該財物或利益價值，依照一般社會健全的通念，無非合乎社會日常之禮儀活動餽贈，例如普通水果、適合禮品、一般禮金、適當折扣等，尚難遽認該當於賄賂概念；若該財物價值或利益，符合政治獻金法之規範（此部分再詳見後述），既屬法所許可，自不成立犯罪；必須除此二例之外，方能課責，此亦刑法謙抑原則所採刑罰作為最後手段性之當然理解及運用。 依政治獻金法規定，不得行求、期約不當利益，且有期間限制，復禁止借名、匿名、超額，要求透明（逾新臺幣〈下同〉10萬元者，原則上應以支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以上分見該法第8條、第11條、第13條、第14條、第15條等），在此法律制定公布施行後，固可本其規範而為認定是否適法；於該法施行前者，因該法之制定，有其一定之社會背景、客觀環境、經濟發展狀況及價值判斷，具有客觀性，仍可援以適度參酌。具體以言，如果捐輸時間距離選舉甚早，又有所要求，且利用「白手套」，交付不合常情的巨額現金，如何謂非刻意製造金流斷點，當可認係掩飾暗盤交易，符合具有不正對價的賄賂關係存在。 衡諸實際，此類案件，性質上為學理所稱「智慧型白領犯罪」之一種，除有自首、自白（含共犯「窩裡反」）情形外，證據經常晦隱、難得，是其一大特色。關於行為人主觀認識如何存在，通常可能無法以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的意思活動，斯時，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間接、情況證據，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在客觀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下，加以判斷。其若仍然無從為被告不利之認定，自當謹守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所揭無罪推定原則之誡命。如此，方能展現公平法院，我心如秤、毋枉毋縱的辦案基本態度，及法律人講證據、憑良心、求正義的當然本色，司法威信可以建立，人民信賴於是植基。從而，此類案件之科刑判決，對於行賄者與受賄者間，是否具有行求、期約、交付，或要求、期約、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意思？該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究竟如何與公務員職務上行為存有對價關係？均應在事實內翔實記載，並於理由中具體析述明白，始足為論罪科刑之依據，以昭折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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