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胡晓翔、冯立华

案例回放

某地一对新人，“婚检”女方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承检单位没有告知男方，如今，男方也被感染，究竟是谁的责任？

2015 年3 月，河南永城市小伙小新（化名）和女友小叶（化名）筹备婚事，两人在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当天，前往永城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婚检。两人的检查报告很快出来了，但医生单独叫住了小叶。在不安的等待中，小叶再次做完了检查，而小新得到医生的答复是“一切正常”。

婚检后小新与妻子小叶同了房。然而六月初，小叶接到永城市疾控中心打来电话， 称她已经确诊为HIV 阳性，而且丈夫小新很可能也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

永城市疾控中心说，其实小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且有备案。令小新想不通的是，婚检时，小叶已经查出疑似感染艾滋病病毒，为什么医院不把这个结果告知自己，导致悲剧无法挽回。

如今小新也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一怒之下将永城市妇幼保健院和疾控中心告上了法庭，这种情况下，隐私权和健康权该如何平衡？如果医疗机构告知艾滋病感染者配偶患病情况，是否侵犯患者隐私权呢？医院对结果保密有何法律依据？配偶隐瞒造成染病是否构成侵权，能否追责索赔？

王岳：生命健康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

当隐私权、知情权、生命健康权冲突时，我们如何做出抉择，这其中会涉及权利位阶问题的探讨。

所谓“ 权利位阶”， 是指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存在“先后顺序”。如果妻子已感染艾滋病病毒， 很可能会传染给丈夫，威胁到丈夫的生命健康。根据权利位阶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是要优先于隐私权的，因为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享有一切权利的基础，如果连生命健康权都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还怎么实现？

因此，医务人员应该优先保护一方当事人的生命健康权，患者的隐私权保护需要一定程度上“让位”。如果患者没有行使告知伴侣的义务，医生可以不经本人许可就将信息告知相关当事人。

那么是否需要医生主动通知配偶呢？笔者认为不能这样苛求医生。但是如果配偶询问应当告知。

如果配偶被感染，那么故意隐瞒病情的艾滋病携带者是否构成犯罪呢？首先，其不构成传播性病罪。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的传播性病罪，是指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卖淫或嫖娼的行为。该条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性病的范围，即“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 而未把更为严重的性病艾滋病明确加以列举。

这并非是立法者的疏忽，虽然同为性病，但作为不治之症的艾滋病与淋病、梅毒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显然大大超过后者， 故意传播艾滋病与故意传播梅毒、淋病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不能以同一罪名予以定罪处罚。更何况如果是夫妻或情人之间发生传染，显然也不符合本罪构成要件的要求。

胡晓翔：保护隐私不能危害他人和社会

《艾滋病防治条例》禁止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及任何单位和个人“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这当然指的是专业机构法定报告渠道之外的“信息处理”。

值得商榷的是，如果仅仅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注册登记的配偶告知，算不算“公开”？ 笔者以为，两个已经缔结了婚姻关系的人，自然是互相向对方让渡了一定的隐私权，否则，隐私权如同普通人一样的话，共同生活并建基于交媾的婚姻关系也就无从谈起。鉴于密切接触的特点，这个让渡的隐私权，首要的就在于与生殖、健康有关的领域。何况，隐私只有在不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的前提下才称其为权利。

所以， 笔者以为，医疗机构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的信息告知其法定配偶，不属于被法规禁止的“公开”。当然， 这需要法定解释部门作出解释。如果能在法规修订时，予以明确，同时把这个“告知”作为有关机构的法定义务，就更完善了。

另外，经婚前医学检查，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向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应当列明是否发现在传染期内的指定传染病等疾病。发现有的，医师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况，提出预防、治疗以及采取相应医学措施的建议。“当事人”依据医生的医学意见，可以暂缓结婚， 也可以自愿采用长效避孕措施或者结扎手术；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其治疗提供医学咨询和医疗服务（《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十四条）。

冯立华：隐瞒会影响疾病传播

性传播是艾滋病的重要传播途径。而配偶，则是最容易成为受害者的群体。对配偶隐瞒，让配偶成为下一个艾滋感染者？还是告诉他，切断这条艾滋病传播渠道？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中规定，医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患者，应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

艾滋病属于乙类传染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属于乙类传染病患者。“采取必要的治疗”，好理解。而“控制传播措施”， 却并不明确。

但是果真无法控制传播吗？

《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关组织和个人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对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进行行为干预，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以及其家属提供关怀和救助。

因此，从控制传播的立法本意看，配偶并不在保密范围，医疗机构有义务通知配偶。

链接

看美国“强制伴侣告知”制度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岳

在美国——隐私权诞生的国度里，很多州都实行“强制伴侣告知” （Involuntary Partner Notification） 制度。在印第安纳州，艾滋病患者对伴侣进行告知是法定义务，未尽告知义务的感染者可能面临罚款甚至监禁；在一些州，例如德克萨斯州，医疗机构要对感染者的全部性伴侣进行告知，不论感染者是否已经进行了告知。

其中涉及到的已经不仅是告知配偶，还有对艾滋病病源及其传播路径的追查和阻断，即跟踪接触者的制度（Contact Tracing）。

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施行类似的制度。台湾地区“行政院卫生署疾病管制局”制定的《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感染者有提供其感染源或接触者之义务；就医时，应向医事人员告知其已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主管机关应对感染者及其感染源或接触者实施调查。 但实施调查时不得侵害感染者之人格及隐私。同时，感染者违反该条例，依第23 条规定处以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约为人民币6000- 30000 元）的罚款。

• 本文授權資料來源：医师报

讨论嘉宾

• 王　岳：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
• 胡晓翔：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冯立华：中盾律师事务所医疗纠纷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