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更多刑事法類焦點判決 | |
發佈日期：2026/01/29 |
|
無效律師協助之構成要件為何——最高法院一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一一二◯號判決
【主 旨】
一、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7款所稱未經辯護人到庭辯護，除指辯護人形式上未到庭外，尚包括辯護人即使在庭，惟所提供之辯護如非實質有效辯護，即屬無效之律師協助。
二、是否構成無效之律師協助，辯護人如何與被告就案件相關過程磋商、認罪與否以擬定辯護意旨等，固屬辯護人與被告間秘密自由溝通之權利，惟其同時保障被告不自證己罪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法院為查明被告是否受實質有效之辯護，於被告不為反對表示之前提下，仍得探究前述「行為瑕疵」與「結果不利」之事由。 【概念索引】
刑事訴訟法／辯護人
【關鍵詞】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379條
【說 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無效律師協助之構成要件為何。
（二）選錄原因
分析無效律師協助之「行為瑕疵」與「結果不利」事由以及法律效果。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702號判決則有不同案例可參：「刑事被告在訴訟上有依賴律師為其辯護之權，此為人民依憲法第16條享有訴訟權所衍生之基本權，功能在使被告充分行使防禦權，俾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當律師接受委託或經指定成為被告之辯護人，便取得相關決定訴訟策略之權利，包括審前之準備活動、庭審中各項辯護事項之安排及有罪判決後之救濟程序等，但關於是否為有罪答辯、是否放棄出庭審判之在場權或捨棄上訴等權利，則不能由律師單獨決定，原則上必須尊重被告，除此之外，倘非律師明顯未善盡辯護責任（如律師未為實質辯護、為不利於被告之辯護等），則被告必須接受律師辯護活動所產生一切有利或不利之法律效果。本件上訴人自警詢以迄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否認有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甲，並始終辯稱係與甲合資購買等語，直至原審審判期日始願認罪，惟仍辯稱：「我真的單純幫他（指甲）代墊（新臺幣）3,000元，一起向乙買，原審（指第一審）認為我販賣行為，但我沒有辦法提出更有利證據證明我沒有販賣，如果鈞院認為我有販賣行為，我承認，請從輕量刑」、「我認罪，因為我沒有辦法提出更有利的證據」等語，顯係一方面仍否認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另一方面又無可奈何承認犯罪，即上訴人本非完全出於真摰反省而認罪。原審辯護人基此除尊重上訴人認罪外，仍本於其專業認上訴人本件是否成立販賣罪尚有疑慮，乃提出無罪或輕罪之答辯意見請求法庭參考，自可認已善盡辯護之責任，且係遵循上訴人前揭非完全認罪之方向進行辯護，則上訴人於聽聞辯護人辯護後既未反駁或補充說明，自應承受原審辯護人為其辯護所生之一切法律效果。」
（二）相關學說
學說上認為，欲主張「無效律師協助」，須具「行為瑕疵」及「結果不利」；所謂行為瑕疵，指辯護人之辯護行為已嚴重至未發揮應有之辯護功能，須綜合一切情狀，以判斷審判當時辯護人之行為是否具合理性。單純以辯護人年輕、無經驗等，均不足以構成無效的律師協助。於美國法上，符合行為瑕疵要件的狀況包括辯護人不知證據排除法則、辯護人未盡合理調查事實之責任等狀況；另所謂結果不利要件，指辯護人之瑕疵行為，必須導致被告防禦上的不利結果，即瑕疵已致審判不公平，審判結果也因而不可信。就此要件，被告須主張若律師為合理辯護，被告即可獲得更為有利之結果，就此事項的舉證，被告只須舉證至有合理的可能性即可，即足以動搖對審判結果信心的可能性即可。
【選 錄】
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而刑事被告受其辯護人協助之權利，須使其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始能發揮防禦權之功能。又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7款所定「依本法應用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旨在保障被告的律師扶助權，尤以強制辯護案件，辯護人應始終且實質在場，以充實被告之辯護依賴。是所謂未經辯護人到庭辯護，除指辯護人形式上未到庭外，尚包括辯護人即使在庭，惟所提供之辯護如非實質有效辯護，即屬無效之律師協助。是否構成無效之律師協助，除應能具體指出辯護人之辯護行為有如何之瑕疵，致未發揮辯護人應有的功能外，必也該瑕疵行為導致被告防禦上產生不利，嚴重至影響審判公平，審判結果亦因而不可信，所謂「行為瑕疵」與「結果不利」二要件，須同時俱備，始足構成無效之辯護，致判決違法。至辯護人如何與被告就案件相關過程磋商、認罪與否以擬定辯護意旨等，固屬辯護人與被告間秘密自由溝通之權利（秘匿特權），係保障被告之訴訟權及受辯護人有效協助與辯護之特殊信賴關係，惟其同時保障被告不自證己罪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因而為查明被告是否受實質有效之辯護，於被告不為反對表示之前提下，仍得探究前述「行為瑕疵」與「結果不利」之事由，始符秘密自由溝通權及實質有效辯護之保障意旨。
綜上第一、二審各情，上訴人何以於108年1月6日第一審審判期日改為坦承被訴犯罪事實？是否為與辯護人詳為磋商後的自主決定？辯護人就上訴人所犯罪名，以及傳訊上述證人之必要等資訊，是否充分揭露、分析，以使上訴人於資訊完整之情況下，就被訴犯罪事實權衡利弊得失後所為選擇？辯護人因個人私事（家人在國外癌末病重，其後過世），於第一審審理時，急於在108年1月17日至3月上旬出國；上訴第二審後，更遲至110年10月始回國，甚且第二審行準備程序時，辯護人係在國外以遠距視訊之方式進行，如此上訴人能否有效與辯護人溝通？所為辯護是否流於形式？在第一審已量處法定最低刑之情形下，辯護人仍未主張應成立較輕之罪名或有減輕其刑之事由，僅空泛請求「從輕量刑」，是否致量刑辯論形同虛設，而非為實質有效之辯護？均饒有進一步研求之餘地。
|
|
| 看更多刑事法類焦點判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