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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8/0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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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方法取得之自白與證據能力之相對性──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70號判決
當檢察官對被告訊問時，不斷許諾非裁量權限內之量刑減讓利益，往往對缺乏相關法律認知能力之被告具有相當高的誘發性，足以影響其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自由，因而使其所為之自白失去證據能力。然而如何界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關於影響被告自白任意性之利誘之範圍？若確定該自白無證據能力，得否再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以資為減輕被告刑度之依據？甚至以量刑補償被告以示衡平？為回答上述爭點，本判決由臺灣高等法院之黃翰義法官評析，先說明自白任意性之判斷標準，再探討欠缺證據能力之狀態是否具有相對性，最後考量無證據能力之自白得否資為有利於被告量刑之問題，以釐清刑事訴訟程序上被告之自白與證據能力之關係。
【關鍵詞】
◎本文完整請參閱：【月旦裁判時報第73期】
不正方法取得之自白與證據能力之相對性──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70號判決／黃翰義
壹、自白任意性之判斷標準
按自白係指被告承認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實之供述，若就同一犯罪事實尚有部分未承認，自難謂被告就該犯罪事實有自白之供述。國家機關在取證或證據調查之過程中施加被告之不正方法，包括使被告遭受身體上之強制，例如：強暴、疲勞訊問；亦包括施以生理上壓迫或精神上之強制，包括：脅迫、利誘、詐欺及其他施以心理上影響之不正方法所為非任意性之自白，以及在違法羈押中所為之自白，均係以不正方法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之反面解釋，應排除自白之證據能力。以不正方法取得自白，應依個案具體情節，詳細考究訊問者與被告間之狀況認定之，包括：實施不正方法之態樣、手段、人數、受訊問人之年齡、地位、品行、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等外，更應深入探討不正方法與自白間之相關聯因素，例如：實施不正方法對受訊問人強制之程度、與自白在時間上是否接近、地點及實施之人是否相同、受訊問人自白時之態度是否自然、陳述是否流暢及其他相關情況綜合研判。
惟按關於「利誘」之方式所取得被告之自白，係指國家機關（偵查機關或審判機關）於詢問或訊問被告之過程中，以利益交換為條件（有形之物質上利益或無形之精神上利益）取得被告之自白，「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或「非裁量權限內之利益」均不得作為利誘被告自白之方法，縱使是屬於國家機關裁量權限之範圍內，亦不得以具體之刑罰、保安處分等方式，作為交換條件之利益，以取得被告之自白。例如：諭知被告若自白，則減少有期徒刑4月；或被告若願意自白，即於法定刑內判處有期徒刑4月得易科罰金；甚至在可裁量之範圍內，以減少褫奪公權之期間、不沒收其個人使用之手機等利誘之方式取得被告之自白等情，俱是以具體刑罰、保安處分等「利益」作為交換被告自白之對價，仍有可能造成被告為了取得該利益而為自白，造成自白之任意性受到污染。…
貳、欠缺證據能力之狀態是否具有相對性
法定證據之種類（方法），包括：被告、證人、書證及物證，依其客觀上存在之狀態、形式，適用不同之調查程序及證據法則。而「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之區分方式，以其形式上存在之形態而定，被告、證人因屬於「人」的證據，而將之分類為「供述證據」；而書證、物證則為「物」的證據，故將之分類為「非供述證據」。惟書證之內容若來自於被告之供述，應適用「自白法則」；若源自於證人之供述，應適用「傳聞禁止法則」，至於書證若側重於其外觀形式（例如：血書、法典上之血跡）而非其內容，則適用「證據排除法則」；至於物證自係以「證據排除法則」為其適用之原則。在法院進行證據調查程序時，應遵守第156條第1項之規定訊問被告，至於其先前之自白則須依第161條之3進行法定調查程序；對於「證人」依第166條至第166條之7之規定進行調查程序；「書證」依第165條、第165條之1進行法定調查程序；至於「物證」則依第164條、第212條之規定進行調查程序。按證據若無證據能力，其「無證據能力」之狀態有無「對世」之絕對效力，應視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之規定及證據之性質而定。我國實務上對於無證據能力之狀態有無絕對效力乙節，見解繁多而有歧異，茲稍加歸納整理較具有代表性之見解如下：…
參、無證據能力之自白得否資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
經查，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2370號判決意旨認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自白減輕其刑，其之自白係出於任意性者固屬之，但該自白若是出於國家機關使用取證規範上所禁止之不正方法，…該自白根本失其證據能力」；又認為：「縱其自白出於取證規範所禁止之不正方法，基於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維護，兼從抑制嚇阻違法偵查的觀點，自有從量刑補償予被告一定之救濟，以示衡平，從而應認仍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是依其見解，似在建立一個「被告自白雖無證據能力，卻又得為本案證據予以減刑」之思維，亦即，最高法院嘗試賦予無證據能力之證據雖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卻又得以作為有利於被告減刑之理由。然而，此一見解之問題在於，被告之自白既不得為本案之證據，即已排除其在本案中使用該自白之機會，換言之，該自白既是以利誘之不正方法所違法取得之產物，自始至終即不具有本案證據之資格，何以該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又可以成為本案之證據，進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認為其有自白並減輕其刑？此一見解似乎在評價證據能力之有無時，企圖建立「不法取得被告之自白仍有相對性之證據能力」之意涵，惟其立論之基礎何在？為何以不正方法取得被告之自白，在證明被告不利之犯罪事實上得以「排除」其證據能力，卻又在對其「適用減刑規定之有利事項」時，又可以「復活」而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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