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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21/1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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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難以割捨的職權糾問思惟
本文探討臺灣刑事訴訟制度，針對最高法院判決，論述有關刑訴法第163條第2項與第379條第10款之關聯性解釋與適用問題，從憲法與國際人權公約所宣示的公正審判原則、無罪推定原則，以及最高法院判決理由。陳文貴老師另外分析涉及訴訟當事人「禁反言法則」等幾個憲法問題，加以分析評釋。希望能達成拋磚引玉，促使刑事司法實務能進一步落實，憲法與國際人權公約所要求，現代刑事訴訟程序理應具備的幾個基本共通原則。
職權糾問制度的改革
在2002年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以前，刑訴法受當時日本法與德國法的刑事訴訟制度影響甚為深遠，訴訟制度強調法院之真實發見與正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進行主義。雖然審檢分隸後，檢察官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均應負客觀之注意義務，但審判中仍由審判長依職權調查證據，縱檢察官所舉出之證據，不足使法院憑藉據以就檢察官所主張被告應成立之犯罪產生確信，法院亦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而為事實之認定，因認證據之調查與蒐集，均屬法院之職權，審判乃偵查之延續，即採所謂職權原則進行之刑事訴訟制度。2002年2月8日修正前（下稱「舊法」）刑訴法第163條第1項即據此規定：「法院因發見真實之必要，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即係在強調，當時刑事訴訟制度所採行的真實發見主義與職權原則。
公平正義之維護的調查限制
早期最高法院判決見解仍多有執囿於職權糾問主義之思惟，認為刑訴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謂：「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並不區分公平正義之維護，係有利被告或不利被告之證據。是倘遇檢察官對不利於被告之證據，表示不予調查，而法院竟不予調查，逕行判決者，如其係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證據，而有補充介入調查之義務時，此項義務，並不因檢察官陳述不予調查之意見，而得豁免不予調查之違誤；甚至亦有判決見解認為，法院應接續自訴人之地位依職權調查證據之判決理由謂：更應主動依職權調查，不能僅以自訴人所舉證據能否使法院得被告有罪確信之心證，作為其判決被告有罪或無罪之唯一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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