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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24/11/30 |
死刑發動的應罰性與需罰性門檻
摘要
2024年9月20日司法院憲法法庭以「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宣判現行刑法上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的殺人等四罪，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 。從而就我國死刑制度做出「合憲」但「須極嚴格限縮適用」之宣告。
關鍵詞： 死刑 、 溝通應報理論 、 應罰性門檻 、 需罰性門檻 、 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
本文目次
壹、問題緣起
貳、死刑制度所追求之目的 參、得以發動死刑的「應罰性」門檻 肆、得以發動死刑的「需罰性」門檻 伍、結論 本文試讀
壹、問題緣起
2024年9月20日司法院憲法法庭以「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宣判現行刑法上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的殺人等四罪，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 。從而就我國死刑制度做出「合憲」但「須極嚴格限縮適用」之宣告。
113年憲判字第8號雖未能從憲法高度上宣判死刑制度「死刑」，但卻將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第5項、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第4條、第36號一般性意見 以及最高法院裁判歷來所表示之法律見解，透過該憲法判決加以肯認。正由於死刑尚有發動的可能，則其發動之具體條件究竟為何，勢必成為未來的攻防焦點，甚有研究價值。 以下，筆者將取死刑發動的「實體法上具體條件」為討論核心，先簡述死刑制度所追求之目的，後探討得以發動死刑的應罰性（哪些犯罪類型與個案情節得以適用死刑？）及需罰性（哪些犯罪行為人值得國家動用死刑？）門檻，並穿插對113年憲判字第8號之評析。至於死刑發動的「程序法上具體條件（即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囿於篇幅所限，請恕暫且擱置待日後再論。 貳、死刑制度所追求之目的
一、排除「特別預防」與「一般 預防」
依據刑罰目的理論，刑罰的目的不外乎是應報與預防兩者，而113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稱：「按刑罰之量處，為法院針對行為人所為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在其應負擔罪責所劃定之責任刑上限內，依量刑當下之一切情狀，對行為人所為之處遇決定；據此，法院於量處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之際，業已根據應報、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原理，預測行為人須於監獄內受矯正之時間。」亦明確肯定。
「應報」是指透過科處刑罰，使社會正義回復至犯罪前之狀態。至於「預防」分為一般預防、特別預防，前者係以嚇阻來預防一般大眾從事犯罪（又稱嚇阻理論），後者係預防已犯罪之特定人再為犯罪行為（又稱矯正理論）。然死刑一經執行，犯罪之人即失去生命，無為預防其再犯而施以死刑之正當性。從而，於死刑之情形，其制度目的並無特別預防可言。 又一般預防，係以刑罰來嚇阻一般社會大眾從事犯罪（消極一般預防），或是建立遵守行為規範意識（積極一般預防），藉以達成降低犯罪的終局目的。無論如何，一般預防實際上的訴諸對象乃是「犯人以外」的其他社會大眾，透過對犯人宣示刑罰並執行，傳達出「誰若敢去犯罪就會落到跟他一樣下場」的訊息，來打消社會大眾的犯罪動機，亦即成語所稱殺雞儆猴。從這裡可以輕易看出，一般預防強調的是將「處罰犯人」當成嚇阻社會大眾的手段，而被處罰的犯人在此僅只有工具價值，也就是淪為受國家所擺弄的客體。套用德國學者Günter Dürig提出並經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採用的客體公式，一般預防的思維無疑牴觸人性尊嚴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則，絕非合憲之正當目的。 （本文未完） 著作推薦影音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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