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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7/07/26 |
新刑法修正草案的評估與建議
【關鍵詞】
● 廢除業務過失
本次刑法草案廢除業務過失致死罪（刑法§ 276 II）及業務過失致傷罪（刑法§ 284 II），並相應地提高過失致死罪（刑草§ 276）及過失致傷罪（刑草§ 284）之法定刑，則是相當突破性的修法。依據立法說明，廢除業務過失之理由有二：一、業務過失行為未必造成較大的法益損害，對從事業務之人課以較高之注意義務違反平等原則，且從事業務之人亦未必有較強之危險認識和迴避能力。二、司法實務擴張業務範圍，已超越人民的理解範圍。因此，在提高普通過失致死傷罪之法定刑後，法官得依個案情節量處適當的刑罰，沒有維持業務過失致死傷罪之必要性。
業務概念的射程有多大，主要涉及如何界定所謂附隨業務以及是否擴及和業務同種類之行為（例如夜市攤販來往各夜市之駕駛行為，以及週末出遊之駕駛行為），可否納入業務範圍之內。不過爭執的根本原因，不僅是業務概念的文義富有彈性，更是業務過失之加重處罰正當性有待確認。因此，有無維持業務過失之必要性，實務對業務範圍的擴張解釋僅是次要的考量因素，關鍵在於其有無加重刑罰之正當性。
基本上，從行為人之從事業務的抽象性質，並無法立刻推論其迴避法益侵害的能力一定較高，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結果較重大，因為這兩者大幅取決於個案的事實情狀，例如行為方式、地點或被害人特質等。至於其反覆從事危險行為，因而提高侵害法益的機率本身，則是一個和過失犯評價無關的事實。姑且不論，從事業務之人並不當然已經反覆實施危險行為（例如：第一天上班便肇事的卡車司機）；最重要的是，過失致死傷罪的處罰理由，係行為人在有迴避可能性的情形下導致死傷結果，而不是其反覆從事業務行為的危險性本身。如果行為人的其他業務行為並無過失或未導致法益侵害，此一危險性自始被法秩序所容許，不應變相成為過失行為之加重刑罰理由；如果其他業務行為也過失導致法益侵害，自然可以透過數罪併罰，就從事業務之人之多次過失行為加重處罰。因此，將提高法益侵害之機率當成業務過失行為的加重刑罰理由，亦缺乏說服力。
● 加工自殺罪的修正
修正草案對加工自殺罪，區分為「受他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修草§ 275 I），「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修草§ 275 II），並將謀為同死之免刑規定明文適用於加工自殺未遂的情形（刑法修草§ 275 IV）。依立法說明，受囑託承諾之殺人的惡性較重，維持現行法定刑，教唆幫助自殺之惡性較輕，蓋此時是由被害人自行結束生命，故降低其法定刑。
修正草案未改變本罪的構成要件內容，而是對囑託承諾殺人和加工自殺分項規定，並依其「惡性輕重」設計不同法定刑，其正當性有待商榷。從行為結構來看，根據直接導致死亡結果的行為是由行為人或被害人所支配，區分囑託承諾殺人和加工自殺，並認定前者為殺人罪之減輕構成要件，後者為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固然有其道理。但是，行為結構的差異，不等於「惡性」就有所不同，因而法定刑必須有所差異。不論是哪一個行為模式，其評價基礎都是行為人造成他人死亡，法律因為被害人自主決定死亡而減輕其刑。不論被害人是承諾或囑託他殺，或是親自動手自殺，都是在實踐自主的死亡決定，其死亡決定的自主性、嚴肅性等，不會因為形式上係由誰支配致死行為而不同。我們難以想像，為何被害人同樣自主決定注射毒針死亡，行為人只是因為動手為其注射就惡性較重，因為說服其自行動手注射就惡性較輕。如果再看從教唆犯規定（刑法§ 29），正犯和共犯並沒有因為犯罪支配力之有無，就適用完全不同的法定刑，更無法理解為何在此就必須作不同處理。
因此，修正草案分項規定兩種不同行為模式，有概念區辨的意義，但是除非進一步為二者設定不同的主觀要件，否則難以正當化其所謂惡性輕重之分。修正的重點，毋寧應該放在重新反省處罰正當性及構成要件的精緻化上，同時斟酌在多大範圍內容許協助自殺。至於修正草案將謀為同死條款明訂適用於加工自殺未遂行為，則是落實學說共識，值得肯定。
◎本文完整請參閱：【 月旦法學教室第177期】展望未來的刑事立法政策？──評2017年法務部之刑法修正草案（上）／薛智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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