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GPS追蹤辦案，是否須遵守令狀主義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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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私和犯罪訴追的有效性，向來如天平兩端難以平衡，GPS訊號得以隨時搜索、長時間隱密揭露資訊的特性，是否應採絕對的許可令狀主義？證據能力是否因此受到影響？林裕順教授對此為文撰寫，值得讀者研讀。 |
| 【關鍵詞】 |
| GPS偵查、 強制處分、 令狀主義、 隱私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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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完整請參閱：【月旦法學教室第180期】GPS偵查的論理／林裕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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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爭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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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一條第一、二項明定：「警察對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防止犯罪，得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對其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一、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職業性、習慣性、集團性或組織性犯罪之虞者。」「前項之期間每次不得逾一年，如有必要得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已無蒐集必要者，應即停止之。」因此，本條法律規範的解釋上「可能」涵攝衛星定位或科技跟監等，然本項警察職權規範之正當性及其解釋論理等等頗值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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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問題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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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場所之隱私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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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共場所隱私權保障以及可能的限制，台灣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尤以現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所保護。惟在公共場域中個人所得主張不受此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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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所稱跟追，係指以尾隨、盯梢、守候或其他類似方式，持續接近他人或即時知悉他人行蹤，足以對他人身體、行動、私密領域或個人資料自主構成侵擾之行為。至跟追行為是否無正當理由，須視跟追者有無合理化跟追行為之事由而定，亦即綜合考量跟追之目的，行為當時之人、時、地、物等相關情況，及對被跟追人干擾之程度等因素，合理判斷跟追行為所構成之侵擾，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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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制處分法定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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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務判決:「GPS定位追蹤器可連續多日、全天候不間斷追蹤他人車輛行駛路徑及停止地點，將可鉅細靡遺長期掌握他人行蹤，此等看似瑣碎、微不足道之活動資訊，經由此種拖網式監控大量地蒐集、比對定位資料，個別活動之積累集合將產生內在關連，使以此等方式取得之資料呈現寬廣的視角場景，私人行蹤將因此被迫揭露其不為人知之私人生活圖像。」並且，主張:「此一經由科技設備對他人進行長期且密集之資訊監視與紀錄，他人身體在形式上雖為獨處狀態，但心理上保有隱私之獨處狀態已遭破壞殆盡，自屬侵害他人欲保有隱私權之非公開活動。」(高雄地方法院2016年易字第110號判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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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達並於犯罪偵查上應用，雖未直接實施強制力，但藉如電子儀器之通訊監察、電磁記錄蒐集，或個人肖像影音、生物跡證資料蒐集等，對於個人隱私等重大權利、利益影響重大。傳統上所謂物理力或強制力的實施，或課以義務間接強制履行之定義說明，似未能符合現代社會生活模式與民眾之權利意識。GPS於犯罪偵查之運用上，得以隨時檢索、掌握特定對象車輛之位置資訊，且其性質上並不侷限於公有道路上，也涵蓋亟需個人隱私保障之場所、空間，而可對於特定車輛、使用人所在及其活動狀況鉅細靡遺有所掌控。同時類此偵查手法，必然伴隨著持續地、全面地個人行動之監控，而對於個人隱私權有所侵害，且其藉由裝設追蹤機器於個人所持攜帶物品，與藉由肉眼或照相攝影等方法相異其趣，應屬藉由公權力對於個人私人領域的侵害介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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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同刑法上「罪刑法定主義」要求規範的明確性，刑事程序上為保障人民權益亦應遵守「強制處分法定主義」，若偵查過程使用強制手段，僅限於法律有規定者方得為之。惟所謂強制處分，並非意味有形力之行使，而是凡制約個人自由意思，限制身體、住居、財產等以強制達到偵查目的，若無法律特別授權而予以容許將顯不當之行為。同時，即使未該當強制處分之有形力行使，如同警察臨檢、盤查仍對法益有所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時，仍應考量必要性、緊急性等，並就具體狀況判斷認為適當限度方容允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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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制處分令狀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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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631號解釋：「國家若採取限制手段，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意旨。」，並謂：「為制衡偵查機關之強制處分措施，以防免不必要之侵害，並兼顧強制處分目的之達成，則經由獨立、客觀行使職權之審判機關之事前審查，乃為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必要方法。」換言之，即使法律明確規範強制處分之要件、內容，若相關要件之適用若委由偵查人員判斷不免有所錯誤，故於具體案件需藉由法官審查落實「司法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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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GPS犯罪偵查手法，「就讀取資訊器材畫面之資訊，用以掌握特定車輛所在及移動狀況，或與刑事訴訟法上「勘驗」具有同樣之性質。然就裝設GPS器材於特定車輛，藉以檢索特定車向及其使用者所在，而與「勘驗」性質有所不同，實難否認。因此，縱經核發勘驗令狀，或併核發搜索票而據以執行監控，GPS偵查乃藉由裝設GPS機器於特定車輛而為檢索，必然伴隨著持續地、全面地個人行動之監控，仍難僅以特定裝設GPS機器之車輛及其罪名，即可抑制過渡蒐集與犯罪事實無關之使用者行動資訊，而或有違法律規範要求法官審查令狀聲請之意旨（即『具體明確之要件』）。再者，GPS偵查若非於犯罪嫌疑人等未知情況進行則無意義，故可想像不能於事前提示令狀。然刑事法上各項強制處分，為能確保實施過程程序公正，原則上要求應事前提示令狀。另如有其他方法得以達到同樣立法意旨，解釋上或可認為事前提示令狀並非絕對要件，但若未能確保其替代擔保公正之手段，基於正當法律程序的觀點仍容有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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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完整請參閱：【月旦法學教室第180期】GPS偵查的論理／林裕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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