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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26/0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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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判力之對象範圍及對不同後訴中先決法律關係之遮斷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270號判決評釋
【摘 要】
既判力係指確定判決就其裁判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所為之判斷內容，對後訴法院與當事人具終局之拘束力而言，乃民事訴訟制度實現其解決兩造紛爭、落實自己責任、體現程序保障與追求訴訟經濟等目標所不可或缺之重要制度，則其對象範圍如何劃定？作用內涵如何界定？等問題，自與當事人之程序保障乃至於訴訟制度之適正運作等節，關係頗切，此同時為本件最高法院判決之核心爭點。對此本判決諭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範圍，於涉及金錢債權存否而涉訟時，應結合原因事實始能具體判定，且前訴判決之既判力，不僅在後訴請求與前訴請求間具備同一或矛盾關係時有所作用，即便在前訴請求構成後訴請求之先決法律關係時亦然等旨，爰廢棄逕為相反認定之第二審判決，符合學說理論與裁判實務歷來之一貫見解，值得贊同。
【目 次】
壹、事實摘要
貳、爭 點 參、法院見解 肆、評 析 【關鍵詞】
【本文試讀】
壹、事實摘要
本件事實依歷審判決書之記載可簡化如下。X列Y（彰化第一信用合作社）為被告，起訴主張陳稱：Y於86年間，以訴外人A、B（分別為X之父、母）於83年間各向其借款新臺幣（下同）3,390萬元、700萬元未清償，X為A、B之連帶保證人並與A、B共同簽發相關之約定書、借據及本票為由（以下分別稱「系爭約定書、借據及本票；系爭借款與系爭票款」），向彰化地方法院聲請核發該院86年度促字第5792, 5793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並據以強制執行，因此獲償500餘萬元（下稱「系爭執行款」）。其後，X以系爭支付命令未合法送達為由聲明異議，案經彰化地院撤銷該部分確定證明書確定，Y旋列X為被告訴請給付系爭借款、系爭票款暨其利息與違約金共2,874餘萬元，於該訴訟中X否認曾簽立系爭借據、本票與約定書，且抗辯自己未曾同意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旨，經法院採納並以無理由駁回Y之請求確定（參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裁定暨其歷審裁判。下稱「前案、前訴訟或前訴訟程序」）。職是之故，Y依前開支付命令所受領之系爭執行款，即成為無法律上原因，為此X乃依民法第179條之法律關係訴請如數給付系爭執行款（下稱「本訴訟」）。
對此，第一審法院判決X請求一部有理由，兩造均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認定：本訴訟之訴訟標的與前訴訟不同，不受後者之既判力所及，遂基於Y提出之相關資料，認定系爭約定書、借據及本票係由X授權A蓋用自己之印鑑章，基此X應負清償借款與票款之責任，Y受領系爭執行款自非不當得利云云為由，乃駁回X之上訴，並廢棄一審對Y不利部分改判駁回X之請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重上字第30號判決）。X不服繼而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同院據以廢棄原判決並發回第二審法院，蓋以本件訴訟標的固然異於前訴訟之訴訟標的，但基於前訴訟既判力之遮斷效，受訴法院應受拘束而不得為反於前訴訟所確定法律關係之判斷，迺原法院竟為相反之認定，自有違誤，其判決即為本文評釋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270號判決。
貳、爭 點
本件爭點在於主要有二。
第一是既判力之對象為何？申言之，本訴訟與前訴訟之訴訟標的是否同一？其判斷標準為何？對此，在第二審與最高法院間固然所持結論相同，但理由構成（判斷標準）卻大相徑庭，應有進一步研討之必要〔下稱「爭點1」〕。
第二是既判力之作用為何？申言之，前判決之既判力，對於訴訟標的不同之後訴，究竟在何種條件下發揮何種作用？對此，第二審法院認為訴訟標的既然不同，即無既判力發揮效力之餘地云云，但最高法院卻為相反之認定，就此等上、下級審判斷迥異之情形，自有詳加檢討之必要〔下稱「爭點2」〕。
參、法院見解
針對前述爭點1與爭點2，謹對比並依序臚列原審法院與最高法院見解如下。
一、針對爭點1之判斷，本件第二審法院先諭示：「系爭借款、票款前案之訴訟標的為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第739條、第740條等消費借貸、連帶保證請求權，及票據法第5條、第52條第1項、第121條、第85條第1項、第97條第1項第1款等票款請求權，有該等判決附於原審卷第35至63頁可稽，核與本件訴訟標的為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請求權，顯有不同」，並基此得出結論略以：「本件自非該前案之既判力所及。王○安（按：X）主張：本件為系爭借款、票款前案之既判力所及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1頁），核無可取」云云，可知主要以民法上條文（或略可稱為學理上所謂之請求權基礎）之單、複、異、同，作為判斷既判力對象之訴訟標的之單、複、異、同之基準（底線為筆者所加，下同） 。......
肆、評 析
經以上整理與分析，可知本件上下級法院間，主要在既判力之對象範圍判斷標準（爭點1）及作用內涵（爭點2）等問題上，彼此歧異而成為爭議根源。鑑於既判力乃民事裁判制度之根幹，其爭議之重要性不言可喻，則前開相異之見解是否有何學理上基礎及現行法依據？與歷來裁判實務間有何連續性與不連續性？能否滿足相關程序法上基本要求？即為測定本判決射程距離時之應檢討事項。
一、本件「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之界定標準：應借重並結合「原因事實」 按既判力之對象範圍，依第400條第1項以「經裁判之訴訟標的」為限，惟針對此處之「訴訟標的」並不存在立法定義，遂容有解釋空間。基於處分權主義第二原則之內涵，裁判之範圍、態樣與限度由原告劃定（第244條第1項第2、3款），法院不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為裁判（第388條），是以原告表明並特定之審判對象，一般而言即構成法院行使其裁判權限之框架與外延，二者原則上應該且經常互相一致，從而「經裁判之訴訟標的」（第400條第1項）之界定作業與判斷標準，不可忽略與當事人「求裁判之訴訟標的」（第244條第1項第2款）間之對應關係，合先敘明。 其次，第244條第1項第2款所列原告起訴時之應表明事項，於2000年以前原僅稱「訴訟標的」而已，惟於當年度本法修正時增補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依其「『訴訟標的』之涵義，必須與原因事實相結合……以使訴狀所表明之事項更加明確」 等旨之立法說明，可知本法企圖借重「原因事實」以勾勒、凸顯繫屬中事件所涉之審判對象範圍，期與他件訴訟互相區別，並使「訴訟標的」發揮相關之程序法上機能 。以此認識為前提，「原因事實」之表明最能發揮特定本件審判對象以與他件彼此識別之情形，莫過於請求支付金錢或交付一定數量代替物之給付訴訟事件類型。蓋以當事人間可能存在兩個以上之債權契約或（侵權行為、不當得利乃至於無因管理等）法律關係，如不同時借用各該法律關係所由生原因事實之表明予以特定，而僅倚賴訴之聲明（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若干元）云云，或僅籠統表示某「請求權」云云（如：基於原告對被告之「買賣價金給付請求權」或「借款返還請求權」），或僅抽象泛稱所擬適用之民法條文云云（如：基於「民法第367條」之約定價金交付請求權），勢必無從據以識別本件標的與他件訴訟標的間之異同，連帶無法使對造認清、辨識攻擊防禦之最上位目標，嚴重損害其防禦權 。申言之，似此情形提起給付訴訟求為給付金錢若干之原告，宜同時表明類如：﹝1﹞基於○○年月日與被告間針對某標的物簽立之買賣契約，但屆期未獲支付價金，或﹝2﹞被告曾於○○年月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若干元並實際受領且約定日後將如數償還，但已屆清償期卻仍未清償，或﹝3﹞被告曾於○○年月日於某地駕車撞傷原告，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旨之原因事實，以資特定訴訟標的，其起訴始謂適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本文未完）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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