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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20/06/16 |
刑事證據能力之判斷與證據排除主張逾期之法效
吳燦院長首先對此議題之前置條件，即證據能力在臺灣之立法推移，及其與嚴格證明法則中之合法調查概念之區辯，略作說明，再依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分析與案例有關之臺灣米蘭達警告（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之相關法律適用，及依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41號判決探討證據排除（刑事訴訟法第158-2條第1項）主張逾期有無失權效之相關法律適用，最後說明系爭案例問題有關證據能力之判斷。
概念釐清/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
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155條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揭示證據裁判係以嚴格證明法則為核心。證據之所以得作為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必須具備二個要件，其一為有證據能力，其二為應經合法調查，茍欠缺其一，即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如未經合法調查程序，或無證據能力之證據，縱經調查，均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一、證據能力之意義
證據，因其證明方法之不同，得分為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必係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始得供為嚴格證明，故稱此具有可為嚴格的證明資料之能力，為證據能力，或稱證據資格，亦即證據適格性。何種證據，具有適格性，其條件，在英美法與大陸法異其理論。英美法基於證據價與實務上政策之要求，按證據容許性之理論加以處理，就得使用為證據之範圍設其嚴格的規則，以保障證據之證明力。大陸法由於實體真實主義與自由心證主義之結合，重在真實之發見，多不就形式的證據能力加以限制，茍具有證明力，一般即容許其為證據。
刑訴法於1967年修正時，雖兼採當事人進行主義，於第155條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顯與事理有違，或與認定事實不符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正式引進「證據能力」一詞 ，並於第156條、第159條及第160條，就證據能力設其限制之規定，惟依第159條之立法理由仍謂，本法仍以大陸法之職權進行主義為基礎，以發揮職權主義之效能，對於證據能力殊少加以限制，凡得為證據之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實務亦從之。
迨至2003年刑訴法之修正，始參考英美法制，就證據能力為相當規範，此除先前已規定之自白外，即為有關傳聞證據及證據排除規定之引進，因是實務上所謂凡得為證據之資料，具有論理之證據能力，即失其援用之價值。惟本次修正，仍援引先前之立法例，係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於特定訴訟事項逕予明文規定，或有出於「不得為證據」之語者(如第158條之2、第158條之3、第159條第1項、第160條)，亦有出於「得為證據」之詞者(如第159條之2至第159條之5)，並另於第158條之4為總括性之規定，對於證據能力之要件，仍未為一般、抽象的規定。
二、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
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所謂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法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具備之資格；此項資格必須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符合法定程式，且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始能具備。所謂合法調查，係指事實審法院依刑事訴訟相關法律所規定之審理原則（如直接審理、言詞辯論、公開審判等原則）及法律所定各種證據之調查方式，踐行調查之程序。
是以，作為立證資料之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應受(一)該證據與待證事實間須有自然關聯性，及(二)該證據須非法律禁止使用者等要件之制約。刑訴法所定各種證據之調查方式，分別於第164條(物證)、第165條(書證)、第165條之1(新型態證據)、第166條(人證)定其調查方式。例如對於證人之調查，應依法使其到場，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命其具結，接受當事人詰問或審判長訊問，據實陳述，並由當事人及辯護人等就詰、訊問之結果，互為辯論，使法院形成心證，即屬人證之合法調查。由是可知，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兩者概念有別，不能混淆。（本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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