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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26/0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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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審之相對人、管轄法院與法續造
【摘要】
在我國提審實務已有相當之發展後，從比較法角度，本文以為須注意以下三項被忽視之法制。
一是正視提審程序之相對人，是項法制因涉及提審程序核心機制建構，有其相當重要性；且在英美法之傳統上，係將「實質監管被拘禁者之人」而非機關，作為相對人，並於晚近之美國法上，更須為直接監管人。
二是當下提審法制可能之另一不足，係在於僅以逮捕拘禁地定提審之土地管轄，美國法過往雖亦以逮捕拘禁地定人身保護令之管轄法院，但已改為須對監管人有土地管轄權，且於晚近，更要求須對直接監管人具土地管轄權。
三是當下法制設計忽視提審亦具事務管轄之性質，從而自蘊含諸多提審有關之重要法律問題，但在現行法制設計下，因欠缺法續造、司法造法機制，故提審相關之重要法律問題，恐難有定論。
【目次】
壹、前言
貳、重要性有待正視之提審相對人法制 參、僅以逮捕拘禁地定提審管轄法院可能之不足 肆、為實踐法續造，須從強化提審之事務管轄、程序特性等認識著手 伍、結論 【關鍵詞】
【本文試讀】
壹、前言
如同先前拙作已提及者，由於2020年初起新冠肺炎疫情之故，當提審法制被用以挑戰檢疫隔離、電子圍籬等措施之合法性後，不僅使得提審實務瞬時間從冬眠中覺醒外，更因激發過往未被重視甚至是未被認識，但早已存在於英美人身保護令法制下之重要問題，諸如檢疫隔離是否屬提審法意義下之拘禁、提審法院於檢疫隔離事件之審查範圍、以及提審與其他救濟程序競合等等極具重要性之提審議題，幡然浮上檯面，成為我國法界熱烈探討之重點，同時並因此等問題之浮現，更豐富了吾人對提審、人身保護令法制之理解、認識。據此，如以2020年作為分野，或可如是說，我國法界有關提審法制之研究，毫無疑問地，已邁入新之篇章。
雖然如此，或因檢疫隔離所激發之提審重要議題，不免有其侷限，或因提審、人身保護令法制所面對之逮捕、拘禁類型，本就極其多樣，是以，雖新冠肺炎疫情已促發上述重要提審議題之研究，但綜觀全局，特別是從精進我國提審法制之角度看，仍有諸多重要議題值得探究。若從英美人身保護令實證法制之角度看，當下我國提審法制至少有以下三項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如從程序發生之進程看，他們分別為：一是提審相對人(respondent)之意義，二是提審土地管轄法院之決定，三是提審之法續造、司法造法(judicial law-making)之問題。 首先，從比較法之角度看，相對人是人身保護令法制中極為重要制度設計，但不知為何，至少在形式上，自1930年代以來歷次提審法版本，未見相對人或其他程序法之類似用語；又雖然實質上提審法有類似相對人概念，即舊法所用之「執行逮捕、拘禁機關」，以及於2014年修法後改採「逮捕、拘禁機關」之用語，但仍與英美人身保護令迄今法制，係針對「人」而非機關之規定者，有所不同，即在英美人身保護令法制下之相對人，係指「實質監管被拘禁者之人」(the person having actual custody of the person detained)而言，本文以下有時將簡稱為監管人(custodian)；晚近於美國法更強調須為直接監管人(immediate custodian)。而之所以如此，係涉人身保護令法制精髓部分，即相對人一方面是職司書面說明逮捕拘禁理由，也就是撰寫人身保護令法制下之呈覆狀(return)，同時於另一方面亦負解交被拘禁者赴法院之義務，而這兩者之中，後者在憲法以及提審法中皆有明文規定，但不知為何，前者如同相對人法制一般，亦被忽略。再者，相對人之上述兩項義務，更與人身保護令法制下制裁（強制性）規範息息相關，也就是當兩項義務違反時，成為制裁之首要對象者，即此相對人。最後，就我國法言，或許更為重要者，係本文以為唯有當明提審程序相對人之意義後，方能解決兩項連帶之難題：一是理解提審程序性質係屬英美法上所稱之間接救濟(collateral remedy)程序，二是提審與一般司法救濟程序審查範圍比較問題。 其次，本文將研究提審之管轄問題，之所以如此，主要係從比較法角度看，在當前我國提審法第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下，純以逮捕拘禁地定提審土地管轄之制度設計，恐稍嫌簡單，而此處所為對照討論之對象，主要是美國法。按美國聯邦法制雖然於早期，甚至是於傳統上，亦係以逮捕拘禁地(the district of confinement)定人身保護令之土地管轄法院，並於1947年之Ahrens v. Clark案（下稱「Ahrens案」）中，以避免解交被拘禁者之風險與運送成本等理由，獲得確立。不過，在1973年Braden v. 38th Judicial Circuit Court of Kentucky案（下稱「Braden案」）中，則改以法院須對作為相對人之監管人，有土地管轄權為要件。而在2004年之Rumsfeld v. Padilla案（下稱「Padilla案」）中，進一步精確化，以作為相對人之直接監管人(immediate custodians)，為特定法院之土地管轄權所及為要件。而在這見解演變過程中，除諸多精當論述值得參酌外，美國法所提出之人身保護令土地管轄例外規定，以及當下拘禁(present custody)以及未來拘禁(future custody)等概念之區別等，亦有相當啟發價值，值得借鏡。 最後，恐屬現行提審法制最嚴峻之挑戰，是在於欠缺解決裁判見解歧異機制，或精確而言，是對於重要法律問題欠缺釐清規範內涵，甚或是填補漏洞之法續造、司法造法(judicial law-making)機制。按自2014年提審法再次修法施行後，諸多提審重要法律問題浮上檯面，比如說，早就出現因所謂政大搖搖哥事件，而生之第三人聲請提審問題；而於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如上述，更衍生出提審逮捕拘禁意義、提審審查範圍、以及提審與其他程序競合等諸多重要法律問題。然遺憾的是，在現行提審法制下，這些重要法律問題，在實務界實質多元多軌程序下，是難以出現一錘定音之見解者。而之所以如此，恐與當前提審法制之三項設計有關：一是在現行提審法第4條「⋯⋯依聲請提審意旨所述事實之性質，定其事務分配⋯⋯」，據此，提審事件基本上係由三種不同法院受理；二則是如輔以提審法第10條第3項不得再抗告規定，則所有各類民事、刑事以及行政法院所審理之提審事件，是散落在各個二審法院終結；三是如發生法律見解不一致情形，除行政訴訟程序因2022年修法，而有解決途徑外，其餘民事、刑事之場合，則無機會循最高法院大法庭程序解決，至於另一可能作為解決見解歧異之管道，係憲法訴訟法第84條第1項之統一解釋程序，但該項中之「不同審判權終審法院」意義為何？除各方看法見仁見智外，以其立法宗旨，似難以作為解決一、二審法院見解歧異之機制。基此，本段將嘗試立論相關制度變革，須分從認識提審之本質係事務管轄、提審之審理曁程序宜由最適切之單一審判權法院為之、以及於特殊條件下得向二審、三審等法院聲請人身保護令救濟等理由，論述如何強化當下提審法制造法功能。 綜據上述，當下就提審相對人、提審管轄法院、以及法續造、司法造法等三項問題，有研究之重要價值，以下便分從第貳段、第參段以及第肆段予以闡釋說明。 貳、要性有待正視之提審相對人法制
若論我國提審法制未來精進方向重點之一，當係在於英美人身保護令發展進程上極具重要性之制度設計，即該程序中所稱之相對人法制。而從增益我國提審法制之角度，主要是著眼於以下三點：其一，是釐清相對人意義：如上所言，我國提審法中雖數見似具相對人地位之「逮捕、拘禁機關」用語，但若究其實質，實與英美人身保護令法制迄今之相對人定義，即係指「實質監管被拘禁者之人」而言，有所距離，更遑論與晚近美國最高法院所強調之「直接監管人」概念，相去更遠。其二，是理解提審法制應有之核心部分：按數百年來人身保護令法制，之所以將「實質監管被拘禁者之人」作為相對人者，除有理論之依據外，更涉及人身保護令之核心法制建構，這主要是指以相對人為中心之兩項義務以及制裁規範：一是呈覆狀制度（我國提審法制未採用，詳下述），二是定期解交被拘禁者之制度，以及當相對人未履行此兩項義務時，所面臨之制裁規範。其三，是解決當下法界所面臨之提審法制難題：自新冠肺炎檢疫隔離措施出現後，提審之審查範圍究竟為何？一直是我國法界辯論重點，特別是提審審查範圍是否與一般救濟程序相同之辯論，對此辯論，如從提審相對人係「實質監管被拘禁者之人」之角度看，或可迎刃而解，此因，提審相對人既非原作成處分機關，則該程序為學理上所稱之間接救濟程序，同時兩種程序之審查範圍即便相近，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而在對上述三項問題作進一步闡釋之前，以下，將先嘗試從比較法實證規定之角度，說明我國現行提審相對人法制之不足。
一、現行提審相對人法制之不足：從與美國暨日本實證法之比較談起 如上所言，現行提審法制就相對人法制建構之不足，可區分為兩層次：其一，是從形式上看，提審法完全未出現相對人，或其他程序法上類似用語；其二，是從實質上看，在諸多條文之脈絡下，立法者應有視「逮捕、拘禁機關」為相對人之意。再者，就後者言，更蘊含另兩項問題：一是此種以機關作為相對人者，實與人身保護令法制之傳統上，係以「人」為相對人者有所不同；二是在美國法之直接監管人概念下，此一「逮捕、拘禁機關」之用語不免不夠精確，不利於定土地管轄之法院。以下，便以兩段對此問題作進一步申論。 (一)當前提審法制有關相對人規定之形式不足 從比較法觀點，如與英國與美國相關實證法律規定相較，我國提審法可能最為直接且明顯之問題，是該法中完全未有相對人規定。對於提審法為何未出現相對人等用語，以現存有限資料看，似難以尋繹出答案，然其對整體提審法制建構之影響，是甚為顯然者，除如下述，我國提審法制恐因無相對人法制，故亦無於人身保護令法制中居重要地位之呈覆狀制度外；甚至可能因無相對人制度設計之故，進而影響裁判模式，即用裁定而非判決，且僅得提起抗告救濟，甚至受裁定人僅能抗告而不得再抗告。基此，立法者為何於當年立法、修法之際，不於提審法中設有相對人法制？這究竟是基於對提審程序定性？抑或是基於其他對提審法制之認識，為何如此？實有探究必要。 再者，或許因提審法未有相對人等之規範，從而於實務上，似更僅有少數裁定列名相對人，或於裁定書中有出現相對人用語之場景。當然，實務上為何多數裁定並無相對人之欄位，此恐係因與民事、刑事與行政訴訟等法律規定之不同，即提審法中並無裁定應記載事項之規定，從而因不記載相對人亦不違法，故多數提審裁定上便無相對人之出現。雖然如此，那為何部分裁定仍列相對人？一個合理之推斷是，可能與各院內部實務作為有關，比如說，在註15的檢索條件下，桃園地院高達97件裁判出現相對人字眼，於284件案件中，約占三分之一左右案件量；另一可能理由，則是列名相對人，恐有利於裁定之論述，比如說，在先前發生西班牙籍人士之驅逐出國事件中，最終法院以相關官員未遵循提審票，故違反提審法第11條第1項而移請地檢署偵辦，如該裁定未列相對人，還真不易知悉應被移送偵辦之對象為何？是以，姑不論其他，至少在特定提審事件之場合，列名相對人，恐是有利於個案之解決者。 (二)當前提審法制相對人制度之實質不足 比較重要者係，提審法中雖未出現相對人或其他類似字眼，然因在提審法之諸多規定中，實寓有程序相對人之意涵，此即如前述，在諸多提審法條文中所出現之逮捕拘禁機關乙詞，其中，特別是在以下幾條規定之脈絡下，該處法條之逮捕、拘禁機關用語，不免有相對人之意涵。先是在第3條第3款中「逮捕、拘禁之機關或其執行人員之姓名」之規定，後是在第5條序文之「應向逮捕、拘禁之機關發提審票」，第6條之有關提審票應記載「逮捕、拘禁之機關及其所在地」，第7條第1項之「逮捕、拘禁之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二十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交⋯⋯」，以及第8條第2項「前項審查，應予⋯⋯逮捕、拘禁之機關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等等規定。 簡之，以上提審法中各條與逮捕、拘禁機關有關之規定，雖無相對人之名，但有相對人之實，而若檢視有相對人記載之裁定，亦幾乎皆以逮捕、拘禁機關充之。其中，特別是第7條第1項解交之規定，以及第8條第2項到場陳述之規定，最能顯現逮捕拘禁機關居於相對人之地位。此因，倘非相對人，逮捕拘禁機關何以有解交被拘禁者至法院之義務？類似地，如果非相對人，何以有權利至提審法院陳述意見？足見，立法者形式上雖未使用相對人一語，但實質上有將逮捕拘禁機關視為相對人之意。 然以逮捕拘禁機關作為實質之相對人看似無誤，姑不論與人身保護令法制之傳統係以「人」作為相對人者，有相當差距，恐屬不妥。退一步言，即便是得以機關作為相對人，若深究之，恐有下列重要問題：最為基本之問題是，此一逮捕拘禁機關，是指決定逮捕拘禁機關，如行政處分作成機關，抑或是指其他機關，諸如實際上監管被拘禁者之機關？此一問題於我國法界迄今，未受正視。舉例言，內政部移民署於作成驅逐出國處分之後，該等待遣送移民不可能收容於移民署，而或收容於各地專勤隊之臨時收容所，或收容於移民署位於臺北、宜蘭、南投、高雄之四大收容所，假設此時仍有提審之聲請，先不論提審法第1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適用，試問此時究竟是以移民署，抑或是移民署下之專勤隊、或各地收容所作為相對人，較符合提審法之意旨？事實上，在2014年修法前，提審法係用「執行逮捕、拘禁機關」，而非現行法之「逮捕、拘禁機關」者，即可知此一問題之複雜性。 具體而言，從英美人身保護令法制之角度看，程序上究竟以誰為相對人之問題，係涉及誰最適宜對當下拘禁事由作出說明、誰最具解交被逮捕拘禁者之權、以及誰得迅速釋放被逮捕拘禁者之權限等問題外，同時更涉及如違反此逮捕作為義務時，誰須負責之問題。基此，這或許可以理解，為何迄今之人身保護令法制，係以拘禁處所之負責監管人作為相對人，同時在當今美國法下，更強調須為直接監管人，而非僅是有法律控制(legal control)權限者即可作為相對人。對此，便由以下一段對英美人身保護令以相對人為中心之法制，做進一步申論。 二、人身保護令法制相對人意義之源起與法制上之兩項重要功能 如果說，人身保護令法制迄今之傳統，包括當前英美法制，係以對當下執行逮捕拘禁之負責人士而非機關，更非以處分作成機關（除非該機關同時為直接監管該人）作為程序相對人，相信對國內法界多數人而言，雖不至於匪夷所思，但恐難以理解。惟此一法制不僅有其理論基礎，且如前述，本文以為相當程度上與人身保護令法制中之其他制度設計，即呈覆狀、解交被逮捕拘禁者與制裁規範等，有著極為密切關係。以下便以三段，對於此一問題做進一步申論。 ...（本文未完）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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