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　言

本案背景在於「數位經濟」與「稅捐高權」在「經濟上意義」發生的衝擊，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199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引用經濟學者的「廠商理論」論點作為判斷「法律形式安排上的不合理」，用以判斷「稅捐規避」之情形是否存在，以確保國家的「稅捐高權」，不會因數位經濟發展的快速而無法及時因應，再進而說明學者以及晚近判決以「固定營業場所」提出的意見。

貳、系爭判決內容摘要以及主要爭點

一、內容摘要

台灣宇博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宇博公司）曾經招募個人司機使用自用小客車，組成Uber車隊，於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於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透過Uber App網路叫車平台（下稱Uber App），由所屬車隊之司機及車輛，向使用Uber App之消費者實際提供載運服務，受領載運服務之消費者透過信用卡所支付車資，由Uber B.V.公司取得。

Uber B.V.公司會將車資中之80%支付給「台灣宇博公司管理、實際對支付車資消費者提供載運服務」之司機。台灣宇博公司則是依據與Uber B.V.公司間之約定，取得「實際營運成本加8.5%」之對價。

但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下稱國稅局）認定台灣宇博公司在國內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務，為在國內銷售「載運服務」勞務予透過Uber App叫車之消費者，故應按營業行為所生之銷售金額，依法繳納營業稅。

二、主要爭點

究竟是台灣宇博公司、或是Uber B.V.公司為提供載運服務予透過Uber App叫車之消費者，而應繳納營業稅？

參、數位經濟引發之改變及系爭判決的回應

一、數位經濟特色及本案網路技術

參照系爭判決的觀察及下列論者之意見，足證數位經濟下的交易主體、客體界線越趨模糊，尤其國界的跨越顯然非常容易，因而提高法律上對於規範主體、構成要件等判斷的難度，則如何妥適運用經濟觀點觀察個案，顯得特別重要：

(一) 跨國交易趨於常見

黃士洲副教授引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行動結案報告，指出數位經濟的商業模式，主要特色有：「1.移動性：數位經濟相當倚賴無形資產，相對於實體經濟來說，較不需要當地的人力來服務消費者，企業資源與伺服器的座落也可較有彈性；2.對資訊的高度依賴，特別是大數據的使用；3.透過消費者參與、整合與綜效所產生的網絡效應；4.利用所謂的『多邊經營模式』……，雙邊的市場未必會會在同一國之內；5.傾向獨占或寡占發展；6.會因為市場障礙與科技發展而有巨幅動。」。

(二) 規範主體模糊化

論者郭戎晉表示：「數位經濟法規的第一個觀察面向，是『交易主體』的性質改變。一般而言，法制規章進行設計時，首先思考的是『擬進行規範的對象究竟是誰』，以及『規範主體的具體判斷要件』……在網路高度普及與資通訊科技應用多元化下，包括社群商務、微型電商及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等嶄新網路經濟模式，已是民眾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而近年『第三方支付』、『行動支付』等網路支付工具的快速發展，更使得人人都有機會在一瞬間，由原本單純享受購物樂趣的消費者，轉眼成為在網路上販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賣家。當金流、物流與資訊流對一般人來說不再高不可攀，綜觀數位經濟下所催生的嶄新商業型態，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兩者之間的那一道界線，事實上已有模糊化傾向。……在數位經濟浪潮下，交易主體及交易客體性質的快速變遷，使得『行業別』的概念也受到強烈挑戰。由於商業活動的管理，大抵是依據交易主體及交易客體進行判斷。簡單的說，當遇到有爭議的創新活動時，必須先找出是屬於哪一種行業的概念，並且由行業別確認所應負責的主管部會。在大前提確立之下，再進一步檢視主管機關是否已經有明確的立法，據以規範交易主體或產生爭議的交易客體」。

(三) 本案網路技術

系爭判決對於Uber B.V.公司提供之Uber App有後開之闡釋：「Uber App能降低『Uber集團在取用多數內國支援服務』時之協作成本。而該部分勞務又顯然是在國外提供者，因此可獲致台灣宇博公司得直接在國外『遙控』內國載運服務之實證論點」。「隨著網路發達與資訊之有效掌握，會使多筆交易之協調成本降低，造成組織變小，交易數量增加之社會變遷現象」。甚至使「國外企業在國外遙控支援體系，而能有效在內國為勞務或知識之提供（例如電腦軟體線上交易之締約、及履約交貨與收款）」。因此現行營業稅實證法即會「因技術進步帶來社會變遷」，而面臨諸多「規範不足」之挑戰......（閱讀全文請參考月旦財稅實務釋評或月旦知識庫）

全文刊登於月旦財稅實務釋評，第49期 　 訂閱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