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上篇載於

• 精神障礙及其他心智缺陷者的就審能力與司法精神鑑定（一）（實務講座）
• 精神障礙及其他心智缺陷者的就審能力與司法精神鑑定（二）（實務講座）

伍、 就審能力之司法精神鑑定

一、就審能力鑑定的基本項目

與責任能力鑑定類似，在形成就審能力有無之意見時，鑑定醫師通常會考慮以下三個問題：

（一）被告有什麼症狀？被告的精神醫學診斷為何？

（二）被告存在的症狀或診斷，與就審能力定義下所要求的心理能力（mental capabilities），兩者之間關係為何？

（三）如果被告看起來不具繼續訴訟的能力，被告是否能透過適當的介入來回復就審能力，介入有效的可能性有多高？進行此類介入的適當、限制度最低的設置為何？

美國憲法對於無就審能力的標準，並不以被告有精神疾病為必要，而美國各州法院也採取相同立場，不過美國聯邦法院與大部分的州法院都要求要有正式的診斷。相較於大多數州法院要求精神疾病抗辯（insanity defense）必須具備嚴重精神病診斷，不嚴重的精神疾病診斷則被允許作為無就審能力的基礎。美國司法精神醫學會也提出在進行診斷時，必須特別注意失憶、智能不足、詐病等問題是否存在。

診斷確立後，鑑定醫師會聚焦在精神症狀的徵象或症狀，以及相關症狀與被告就審相關能力的關係，是否直接影響就審能力，影響的程度如何？被告的精神科就醫史，可協助證實已發現的症狀或診斷，但過去的各種損傷不表示被告目前一定不具有就審能力。鑑定醫師必須收集多方資料，以協助被告目前的精神症狀是否造成被告就審相關能力減損。

關於就審能力回復的可能性方面，美國聯邦法院並未要求就「就審能力恢復的可能性」做評估，但美國大部分州明文規定，鑑定醫師的意見應包含被告是否可於法定期限內回復能力，以及能力回復處置（competency restoration program）應於門診或住院進行。鑑定醫師在評估個案能力回復可能性時，應考量以下三個因素：（一）被告的無就審能力，是否來自可治療的缺陷，如缺乏審判程序相關資訊，或因疾病導致其精神狀態不穩，且此疾病可以藥物治療達到改善，必須排除心智缺陷等穩定但相對無法治療的狀況，例如智能不足或嚴重的腦部傷害；（二）被告過去接受精神疾病治療的狀況，以及療效反應如何，少數病患對藥物治療的反應極差，則難以期待透過治療可以恢復就審能力；（三）目前症狀的特徵，以及當前症狀可以透過治療改善的科學證據。

對於被告在審判時保持緘默、對問話不反應的狀況，如果被告因生理或精神狀況致使其不能說話，法院應避免做出不利推論，例如英國法庭要求應判斷被告的緘默是屬於故意的惡意，或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不能說話。邊緣性智能也會造成判斷上的困難，心理師執行正式智能測驗時，通常會得明確的智商分數，但就審能力是法律問題，絕非單純的智力或認知測驗可以確定，所以仍要回到鑑定問題的本質，實質的就被告的能力進行評估，如同《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智能不足的判斷依據除智能測驗外，尚須就當事人的概念學習及各種領域的適應功能進行整合性評估。此外，要注意被告在訴訟程序中的不開心與恐懼並不代表存有障礙，應避免誤判。

二、就審能力鑑定的特殊狀況：失憶、詐病及智能不足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犯行時失憶，並不自動意味著被告無就審能力。在Wilson v. United States (391F.2d 460 (D.C. Cir. 1968))一案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這種狀況應進行兩階段審查，首先應確認被告是否有就審能力。若被告保有就審能力，再接續評估被告之失憶是否影響後續審理程序。並指示下屬法院應進一步探查：（一）失憶對於被告在協助及與辯護人溝通能力之影響；（二）失憶對被告作證能力之影響；（三）外在證據可重建之程度，包含被告涉嫌犯罪和任何合理不在場證明有關的證據；（四）在重建外在證據過程政府所能提供被告之協助程度；（五）檢方對於案情的掌握程度，包括起訴的可能及被告不在場證明證據與相關辯護事證；（六）任何其他可能顯示被告能否得到公正審判的事實和情況，以上後來被稱為“Wilson factors”。所以，在評估失憶的主張時，鑑定醫師應考量被告對其記憶缺陷所提供之原因，並納入第三方提供之資訊，如醫院紀錄、犯行前後的證人陳述等，以判斷失憶的可信度與真實性。

智能不足的診斷常與無就審能力相關，鑑定醫師應熟悉智能不足的相關定義，DSM-5中，智能不足診斷的標準包括：必須於發展性階段發生；智能不足之嚴重程度的分類，以概念（學習）、社會、實用領域等適應功能不足程度來區分；不再單獨使用智能分數來判斷其嚴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