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朝欽 編譯

壹、事實概要

一、事實

2010年，原告經產檢得知其胎兒罹患透納氏症（Turner-Syndrom）後，決定終止妊娠。2011年初，原告本有懷孕但自然流產，但其遺傳疾病檢驗結果為陰性。2011年6月，原告再次診斷為懷孕，婦科診所（即被告1）從2011年7月7日即懷孕第12週起接手照顧原告。2011年9月1日即懷孕第20週，該婦科診所資深醫師（即被告2）為原告進行詳細的超音波檢查（sonografische Feindiagnostik），但無法清晰顯示胎兒連接大腦二個半球的胼胝體（corpus callosum）和另一個重要的大腦結構透明膈腔（cavum septum pellucidum）。2011年11月10日，超音波檢查顯示胎兒腦脊隨液室增大而有腦室肥大（Ventrikulomegalie）症狀，並於2011年11月15日進行核磁共振掃描；其結果顯示，胎兒患有水腦症（Hydrozephalus）、胼胝體發育不全（Balkendysgenesie）、大腦鐮發育不全（Falxhypoplasie）等綜合症狀。

2011年11月17日，原告因頸椎機能不全，於被告1處治療，直至2011年11月24日。在此期間，原告先與證人X醫師（任職於被告1之資深醫師）進行討論，隨後於2011年11月22日與被告2就核磁共振檢查結果進行討論。2012年1月3日，胎兒出生後確定罹患Aicardi-Goutieres症候群（Aicardi-Syndrom, AGS），症狀包括橫梁發育不全、多小腦迴畸形症（大腦皮層畸形、大腦皮層過度折疊）、水腦症、脈絡從囊腫（Choroid plexus cyst, Plexuszysten）和慢性硬腦膜下血腫（subdural hematoma）。新生兒眼睛畸形、認知和運動發展遲緩，無法行走、爬行、說話和抓握，吞嚥反射嚴重受損，還患有嚴重的抗藥性癲癇。

二、原告主張

原告主張，2011年11月15日的核磁共振檢查業已發現胎兒的嚴重腦部畸形，卻未獲告知。根據檢查結果，嚴重畸形應非屬意外，尤其是胼胝體發育不全並伴有水腦症等事實。然而，如果他們知悉此情，考慮到原告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健康損害，便會決定終止妊娠。由於生育和照顧嚴重障礙的子女，原告罹患嚴重的持續性憂鬱症，身體疲憊不堪且疾病纏身。被告並未對胎兒可能出現的嚴重身障提供足夠的資訊，原告因此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三、判決經過

邦法院駁回訴訟，經原告第二審上訴（Berufung）後，邦高等法院修改邦法院原判，但基本上仍維持原判決；原告不服再提第三審上訴（Revision）經同意後，被告隨之提出駁回上訴之聲請。

第二審法院指出，被告違反醫療契約之義務。原告與被告1簽訂一份契約，其指涉範圍包括同為原告的準父親，以及被告2與原告所進行之核磁共振檢查結果討論。根據醫療契約，被告2有義務向原告指出，胎兒橫梁發育不全，那原告就可能不會生下該名不只是輕微身心障礙（下稱身障）的胎兒。因此，被告2在2011年11月22日的諮詢中並未踐履諮詢與建議之義務。討論核磁共振檢查結果時，儘管有很高的機率會發生，但被告2仍並未告知原告胎兒患有重度身障的可能性，甚至沒有以實際的方式為之；原告之前與X醫師的談話亦如是。鑑定人業已表示，研究指出，可以推論即使是孤立的橫梁發育不全而不考慮任何其他併發症，也有12%的個案有出現比發展遲緩和學習障礙還要嚴重的障礙。

系爭嬰兒之所以得以出生，在於醫院並未提及其可能患有嚴重障礙。根據證據調查結果，若原告知道有任何的生下患有障礙子女之可能性，都會以合法的方式終止妊娠。原告曾在聽審(Anhrung)時表示從未想要一個患有嚴重身障的小孩，甚至具體表示，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生下患有身障的小孩，她就會墮胎。乍看之下，考慮到有很高的機率生下一個健康的小孩，孕婦決定殺死一個已經具有生存能力的胚胎的情況，不是那麼地理所當然。但是，重要的不是一般的標準（allgemeine Standards），毋寧是原告所處的具體情況，而任何類型的評價都被否決。就此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原告基於擔心小孩可能不健康，已經接受大量的產前診斷；而且，原告先前就特別地表述，即使只有輕微的罹病風險，她也不願意將小孩生下來。被告則反對原告的主張，認為即使罹病風險只有1%就要墮胎，無從可能，不然根據畸形（Fehlbildung）的一般統計機率，原告根本不應該懷孕；原告之主張無疑陷於錯誤。被告抗辯，原告只在乎，若在懷孕期間有具體的異常狀況，應如何應對。此外，原告只表示，如果出現異常狀況，不論如何她都希望終止妊娠，而這種異常狀況可能是預期身障的一種表現；但是，在受孕之前絕對不會進一步進行統計上的計畫。

第二審法院認為，根據鑑定意見，被告2向原告解釋核磁共振成像（Magnetresonanztomographie, MR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結果時，不可能診斷出AGS症候群這個後來才被確認的具體發現；然而，這並不阻止將治療失誤與未要求流產之間的責任關聯。因為必須要解釋的，不是障礙的特定形式，毋寧係嚴重受限的一般可能性（generelle Mglichkeit）；即使非常鮮見，AGS症候群仍屬於這種嚴重身障的一種表現形式。對此，鑑定意見指出，這是一種上位的症候群，除胼胝體發育不全為其典型病徵外，尚有嬰兒癲癇和視網膜病變。

就此而言，孕婦想要終止妊娠的意志或許足以遂行。鑑定意見得出結論，在原告決定終止妊娠的時候，可以預見其精神狀態會出現嚴重的損害，也就是憂鬱性適應障礙（depressive Anpassungsstrung），因為原告所要承擔照顧身障孩子的責任，殊難想像，再加上其失去了過往以來的生活態度，也沒有積極活躍的未來。儘管必須承認的是，證據問題無法以算數的方式進行精確的審查，對於心裡過程的評估，例如，本案之所涉，毋寧主要基於當事人的外在表現，鑑定人必須根據其專業經驗對之進行分類，並檢驗其本真性。然而，這並不妨礙其證明力。根據重要的事前觀點（die ex-ante-Sicht），原告知道她有可能生下一名身障子女，實際上也會擔心其會限制甚至破壞她的生活幸福。就此而言，雖然鑑定意見主要是根據原告陳述而來，原告知道嚴重身障的風險已然發生，以及這種情況會對其生活造成龐大的負擔；然而，鑑定意見也清楚地注意到其描述可能會被事後觀點（die ex-post-Sicht）扭曲的問題，也將這一點納入評估。根據鑑定意見所評估的損害，即使考量到嬰兒的生命權（Anspruch auf Leben）而將其生下來，也難以為被告所能承認；鑑定意見對此清楚地表示，由於原告的主觀感受和對所陷狀況之處理已經對其生活造成損害，已然遠超過一般所能觀察到的憂鬱症狀，或是自然的母性照護和同理心。若從預後的角度看來，原告已經失去了對生命的感知，缺乏對未來生命的積極展望，沒有自我決定之生活安排，不再感受到快樂，縱使繼續生活下去，其亦應受到保護之生命也就蕩然無存，而這卻是活生生的人（das menschliche Dasein）之所以具有個人積極和消極特徵之基礎。相反地，值此之際應要擔心的是，原告可能會為了滿足子女的需求，雖然不再有積極正向的想法，仍繼續活著（existieren）；縱使考慮到即將出世子女的生命權，也無法強求原告這種存在的自我放棄（existenzielle Selbstaufgabe）。

第二審法院因此認定，原告有權獲得精神慰撫金（Schmerzengeld）。由於分娩，原告罹有憂鬱焦慮障礙和適應障礙，因身障子女的疾病症候群而感到憂鬱、悲慘、恐懼與擔心；由於對孩子的擔憂日漸愈增，原告還出現了失眠的症狀，而造成其生命動能（Antrieb）下降。原告毫無保留地犧牲自己的需求，對子女存活之擔憂及其相應之責任，大規模地限制其心理狀態。原告因此有理由請求贍養費之損害賠償，也理應獲得扶養費用以及額外的照顧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