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

某日（其实是每一日），娘家蹭饭中......
老爸：明天咱老家你********家（此处略去很多字，爸爸表述的人物关系我根本论不清）的二爷爷的闺女，你得叫姑，来看病，你给医生打个招呼。
我：行，把病人信息也就是那个我不知道见没见过面的姑的名字发给我就可以。
老爸：你二爷爷让我问问你，还用给人家医生送个红包不？
我：他想送不想送？
老爸：人家就是问问有必要么？
我：他所认为的有必要是指什么，没必要是指什么？（真是让人火大，我就烦这种问题！）
老爸：律师病又犯了，难道这还要法律和事实依据？（老爸跟他闺女学了不少！哈哈）
我：那你让我怎么回答？送，他心里肯定不悦！不送，万一治疗没达预期，他可能怪我没让他送礼，医生不尽力！他有这种纠结本身不仅仅是心疼不心疼钱的问题，而是对医生没有起码的信任！
老爸：你别整天拿饭桌子当课堂，这个学期的课排的还少，你没过瘾吧！
我：爸，你就回复二爷爷，就说你闺女离开临床很久了，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那个医生有没有收红包的习惯，更不知道收不收红包是否会影响疗效，让他随心定吧。

之前马老师曾经写过一篇“在医院工作的我，为什么不能帮你加塞儿”，今天的这篇是姊妹篇“在医院工作的我，为什么不能回答你该不该送红包的疑问？”

相信很多在医院工作的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被问应否送红包，被问要不要请医生吃个饭等等。说实话，如果没有儿子前年在北京就医的经历，我还不能用“感同身受”来形容我对患者及患者家属境遇的理解，所谓的“换位思考”很多时候都是搪塞，根本没有换位，何来思考？前年，儿子因为骨折需要手术，因为骨折部位比较特殊，担心影响将来骨骼发育，在孩子姥爷姥姥的坚持下，我和老公带着孩子去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经熟人介绍，找到儿童骨科的傅刚医生（广而告之：技术好，人又帅，对小患者们超级好，说话声音都低低的，可能怕吓着小朋友，非常赞！），办理住院后第三天手术，第五天出院。这五天，我有三天都在张罗送红包，为什么张罗，实在是找不到机会啊！那个难！外科医生不是在门诊就是在手术室，其他时间基本见不到。最终，送红包行动以傅刚医生拒收结束。关于这次不成功的送红包经历，我想要说明的是，我送红包的目的非常明确：1、心安；2、感谢。无他，我绝对没考虑过治疗效果与红包之间的关系。

我非常能理解纠结于是否送红包这个问题的人，只要是有纠结，内心肯定是抗拒的，本意肯定是不想送的，但是内心又认定医生治病救人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红包标准，一个是非红包标准，显然前者更优，谁不想享受更优标准呢？那就用红包砸吧！于是医生们就这样被民众用意念潜规则了！

在没做地毯式的调查之前，谁也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医生群体是否真的和红包绝缘我不敢说，但根据近20年临床工作的观察，绝大多数患者不送红包，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送红包的“觉悟”，而是确实没有送红包的能力，医院食堂一块钱的包子都舍不得吃，能送红包？送了你忍心收？极少数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可能有送红包，红包除确有可能被当事医生收下外，大部分红包的归宿如下：1、拒收；2、暂收，病情好转或出院时返还；3、全额冲入住院预交金；4、上交纪委。

所以说，如果你是在医院工作的人，对你的亲友提出的类似问题不用再给明确答复，你也给不了，他想要的不是送不送红包的答复，而是心安，或是承诺。如果你不是在医院工作的人，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的家人有需要，不要问你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类似的问题，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你就花钱买个心安，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就一分钱不花，把信任给医生，肯定不比红包的回报小。作为一个在医院摸爬滚打20多年的“老人儿”，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医生是最盼望患者好的那个人，家属可能会放弃，患者可能会灰心，只有医生愿意穷尽所有可能守护你的健康和生命，这是责任、使命与价值，不与他们为伍不能体会。医生需要的不是红包，而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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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授權資料來源：马老师话医法

马老师

• 医患纠纷处理一线的医院管理人员，工作经历包括临床护理、护理管理、医疗安全管理、护理学院法学课任课教师、律师，对于医院安全管理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