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資元
- 台灣暨美國紐約州律師
- 合格證券分析師
台灣市面上各類投資專家所營的證券分析或推薦業務，是否應受金融監理，實務大都依循釋字第634號目的性限縮解釋，視相關資訊是否逾越一般性而定，以避免相關法令定義有過寬之虞，兼顧言論自由及職業自由。
而比較台灣立法參照的美國「1940年投資顧問法」，可知美國1940年投資顧問法明文針對許多業種及態樣，訂定豁免及除外規定，此為台灣法制所無。銀行業、證券業、律師、會計師、工程師、教師等業者，可能偶然、附隨性地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且不以此為向客戶收取報酬的主業，故若符合美國1940年投資顧問法所訂相關條件，即可免受投資顧問定義所規範；而出版商等業者，基於保障商業性言論自由，所為一般、善意、定期性出版品相關資訊，亦不受限。此外，該法並授權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得依監理需求排除特定類型。以上規範，可大幅減低主管機關監理成本，並賦予其訂定特別規定的彈性。
另一方面，雖美國1940年投資顧問法與台灣法相同，只就投資顧問為廣泛的定義性規定，惟美國主管機關揭示各種投資顧問業務種類，範圍更加明確，內容則有異於釋字第634號的限縮解釋。依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見解，舉凡有關證券的市場趨勢分析、以統計數字或歷史資料提供意見（不包括單純提供原始資料而報導客觀事實者）、提供如何選擇投資顧問的建議、提供關於投資證券優於其他投資渠道的意見、提供一系列供客戶選擇的證券（即使未為特別推薦）、證券資產配置比例建議等等情形，均屬執行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可知，雖美國與台灣均就投資顧問為廣泛的立法定義，惟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揭示各類應受監管的投資顧問業務種類，相對清晰勾勒了應受監管業務的輪廓，且大致上較釋字第634號以是否涉及個別有價證券的標準為寬。
無論認定投資顧問業務的範圍或寬或窄，我們或可回歸此行業的本質，探討監管的正當性，此即大法官所揭示的「為建立證券投資顧問之專業性，保障委任人獲得忠實及專業服務之品質，避免發生擾亂證券市場秩序之情事，其所欲追求之目的核屬實質重要之公共利益」。投資者關切的是期望報酬及相應風險，專業的投資顧問則應依客戶個案需求及當時財經環境，量身為客戶提出具體的分析或建議，使不同財務狀況及風險屬性的投資人可為適當的資本配置，進而促成金融市場的健全性。故提供相關資訊是否涉及投資顧問業務，重點應在是否為基於業務信任關係的具體投資分析或建議，此亦係美國實務（如 Lowe vs. SEC 案）的補充觀點。相較釋字第634號以相關資訊是否屬「一般性之證券投資資訊」、「非以直接或間接從事個別有價證券價值分析或推介建議為目的」作為監管分界，隨著資本市場持續蓬勃發展，其界定將越來越具挑戰性；對某類股、某類ETF、某基金屬性、某明星經理人項目、某循環屬性投資、某種智財或藥證......等等，如已基於業務信任關係為具體推薦，是否因相關資訊不涉及「個別」有價證券，而無須受金融監理？亦值探討。
基此，何種業務應受監管，或許可明訂各種除外情形，賦予主管機關彈性授權，並例示各種業務內容，以臻明確；如已因業務信任關係而有具體分析推介，亦可作為參考標準。令人玩味的是，自2004年以來，受高度金融監理、理應較受投資人信任的合法投顧業，無論業者數目及規模皆逐年衰退，約為巔峰時期三分之一；反觀釋字634號出爐十餘年後，當年申請釋憲的當事人， 仍以「台股國師」名號活躍於股市教學產業，其他不屬投顧業卻以傳授投資心法為業的各類達人教主……仍在狂歡的金融市場爭奇鬥豔。其實，舉凡電子支付、虛擬貨幣、跨境匯兌......等新興金融領域，近年皆有神似的發展結果，受高度監理的合法業者，須付出法遵、風控、資安、稽核、業務、財務等法定經營成本，卻未必能獲得市場大眾的反饋，反倒體制外的經營者，更有野蠻生長的機會。此一現象，實值金融從業者、監理者、投資者們參考。
